1975年3月19日，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

清晨6时30分，天刚蒙蒙亮，管理所的礼堂上就站满了100多名战犯，他们秩序井然，跟往常一样集中收听广播——这也是他们了解外部世界信息的主要途径。

细心的人们可以发现，这些人的脸上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兴奋，似乎在等待什么喜讯，实际上，他们的内心充满忐忑、紧张，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喇叭里传来了播音员抑扬顿挫的声音，一字一句传到了所有人的耳朵里：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特赦全部在押战争罪犯。”

这一刻，现场一片死寂，空气好似凝聚了一般，出奇地宁静。

稍后，人群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响彻了整个大礼堂，传遍了整个战犯管理所，而这则新闻也随着电波传到了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牵动了多少人的心……

整个战犯管理所沸腾了：特赦全部在押战犯，一个也不留！

1975年3月19日，特赦释放大会现场

这处战犯管理所关押着293名战犯，大多数是原国民党军队将领，其中就包括了曾任国民党军第12兵团司令的黄维，他率领的“黄维兵团”在淮海战役与我军大战，最后兵败被俘，被作为战犯投入监狱，进行劳动改造。

实际上，在前一天晚上，战犯们已经得到了第二天会播报特赦的消息，但大家并不知道哪些人能够幸运地被特赦，他们就“特赦谁”的问题讨论了一整夜，每个人都在暗自祈祷，希望自己能在特赦之列，祈求残生能获得自由。

在这处管理所中，他们已经呆了十几二十年，最年轻的战犯也已年过半百，两鬓花白。如果赶不上这一趟“特赦专车”，天知道有生之年还能不能重获自由。

因此，当全部特赦的消息传出时，他们彻底呆住了，一瞬间的呆滞后，他们的情绪彻底爆发了，有的欣喜若狂，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手舞足蹈，有的仰面无语……

这是新中国第七次特赦战犯，也是最后一批特赦战犯，史称1975年特赦。

对于这次特赦幕后的故事，这些被特赦的“幸运儿”无从知晓，但有一点他们的判断是准确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这次特赦；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全部特赦。

这次特赦背后到底有什么故事？接下来一起回顾一下1975年特赦始末。

解放战争期间，大量国民党军队将领被俘，大概有900多人经审判被认定为战争罪犯，这些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鲜血的战犯，被投入全国各地的监狱关押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面临着大量艰巨复杂的任务，包括剿匪、镇压反革命、巩固人民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开展经济建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尽管当时有极少数声音提出释放一部分战犯，但出于国家安全和整体形势需要，并未提上议事日程。

时间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国内外形势趋于稳定，“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被提上了日程。

在这样的背景下，特赦国民党战犯被第一次正式提出。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总理提议“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

意见报到毛主席和党中央那里，毛主席深表赞同。应该说，经过新中国成立至今6年多的努力，随着国内形势的稳定，已经初步具备了释放一批战犯的条件。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坚决镇压了一大批祸害百姓的土匪特务、地主恶霸以及反革命集团，特别是那些地主恶霸、土匪们，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搞得老百姓家破人亡，民愤极大，不杀掉一批不足以平民愤。

相比来看，这些战犯比较特殊，他们的主要错误在于参与战争，由于级别较高，很少接触人民群众，因此也很少直接压迫人民群众，很多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人。而且，经过近几年的关押改造，很多战犯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现。

这个时候，蒋介石仍然做着反攻大陆的美梦，在他的反动宣传下，一大批国民党的顽固反动分子仍对共产党和新中国抱有强烈的敌视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释放一批战犯，必将有助于孤立、动摇、瓦解境内外的反动分子。

特赦战犯是一件大事，党中央广泛向社会各界征求了意见，毛主席则明确提出了一个对待战犯的基本原则——“一个不杀”。

很多人包括党内军内的一些高级干部都不理解：这些战犯杀害了多少党的干部和人民解放军？不杀他们的头就是便宜他们了，怎么能这么容易释放？

针对这些质疑的声音，毛主席明确指出：杀了这些人，什么用都没有；不杀特赦，或许对祖国统一有积极影响。

看了毛主席的论述，大家都服了：一针见血，鞭辟入里。

确实，杀掉一批战犯很容易，但杀了战犯，会让国民党方面感到恐慌，认为只要是战犯下场就必定要杀，只会增强他们的顽抗心理，反动到底，还容易被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有百害而无一利。

不杀或者特赦，会让对方看到共产党的宽大，有助于化解敌视情绪，缓解两岸关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因素，促进统一战线工作和祖国和平统一事业。

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一起

1959年的首次特赦，拉开了新中国特赦的帷幕。

周总理的意见很明确，逐步释放。

一次释放当然简单，轰动效应也大，就像放了一个原子弹，震动全球，但只能是轰动一时，过去之后就没有下文可做了，还是一步一步来最好。

毛主席的意见同样如此，先释放一部分试试效果，有效果，就逐步分批释放；没效果，就缓缓再说。另外，目前马上释放的时机还不成熟，因为要考虑老百姓的接受程度，要把道理讲明白，把政策讲透，再分批释放。

3年以后的1959年9月14日，毛主席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代表党中央正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罪犯。

3天以后的9月1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九次会议讨论并同意了毛主席的建议。同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了特赦令。12月4日，被关押在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的33名战犯，成为首批获得特赦的“幸运儿”，被特赦出狱。

1959年，溥仪接受特赦通知书

这一停，就是整整十年。再次重启，已是1975年。

所有被特赦的战犯都欣喜若狂，激动无比。正常情况下，他们位高权重，罪行更大，被关押时间应该更长才对，他们完全没想到会被列为首批特赦名单，重获新生的他们集体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发自内心地表达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感激之情。

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宣布了对待特赦人员的政策：

1，特赦后，每个人都给公民权，每个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保障收入来源；

3，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

4，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

5，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去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相比解放前国民党的疯狂，这是何等的格局，这是何等的胸襟！

重启

1959年的首次特赦，拉开了新中国特赦的帷幕。

从1959年开始，新中国基本上一年一次，前后6次，一共特赦国内战犯296名，就连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最后一批日本战犯，也在1964年3月被释放回国。

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所有人都看到了重获新生的希望。

但到了1966年，特赦戛然而止。

这一停，就是整整十年。再次重启，已是1975年。

一年一年过去，被关押的战犯渐趋绝望，认为特赦不再可能。

1975年初，一份报告呈到了周总理的案头。

这一年的周总理，健康状况已经很差很差，但他仍然高度重视特赦一事，向毛主席提出了初步意见，特赦战犯一事终于再度提上议事日程。

很快，毛主席作出批示：别再关着了，能放的就都放了吧，让他们恢复自由！

毛主席与华国锋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华国锋同志，立即部署落实。

公安部对抚顺战犯管理所目前全部在押战犯进行了详细的摸底调查，包括姓名、年龄、籍贯、原职务、健康状况、改造表现，等等。

在此基础上，管理所上报了拟特赦战犯建议名单。

没想到，报上去之后，公安部反馈说“名单可以适当扩大”，重新调整。

管理所调整名单之后，再次上报，结果又被打回，继续调整。

华国锋认为，毛主席的批示精神是“能放尽放”，只要不是罪大恶极、拒绝改造的顽固分子，尽可能都列入特赦名单，所以才一再要求管理所调整名单。

最终，经过公安部集体讨论，拟特赦名单扩到了最大范围，列出了13名不能特赦的战犯名单。也就是说，除了这13个人，其他都可以建议特赦。

这13个人，都是罪大恶极、拒绝改造的顽固分子，其中就包括了周养浩，他是臭名昭著的大特务、刽子手，残害了众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还亲手杀害了爱国将领杨虎城及其秘书宋绮云两家六口，可以说是罪无可恕，而且被认为改造“不到位”。

1975年2月，方案呈到毛主席处。

毛主席很快作出一个令人惊讶的批示：

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注：意思是关押在这些地方的战犯为什么没有列在特赦名单中）？气魄太小了，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这个批示下来，不论是华国锋，公安部，还是抚顺战犯管理所，都大呼想不到。

不过，华国锋很快理解了毛主席的用意，这些战犯关了都二十三十年，没有什么危害性可言了，老百姓早就忘记他们了，甚至不知道他们是谁，还关着干什么？

这是何等的胸襟？这是何等的豁达？华国锋对毛主席钦佩不已。

非但如此，毛主席还特别关注特赦方案中战犯的待遇问题，原方案提出每名释放的战犯发放15元费用，管一顿饭，毛主席觉得太小气了，批示说：

十五元太少……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

华国锋还是明白了毛主席的良苦用心，接下来的一切都简单了，也不用研究了，全放！

1975年3月19日，中央广播电台播报了特赦的消息，抚顺战犯管理所的293名战犯被全部释放，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那一幕。

当天，最高人民法院在管理所召开特赦大会，正式宣布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特赦决定，黄维，伸出激动的双手，第一个接受了特赦释放通知书，会场上再度响起热烈的掌声，掌声中似乎有低声啜泣的声音……

1975年3月20日下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抚顺战犯管理所专门设宴欢送被释放的293名战犯，宴会上有鱼有肉，还有酒，这放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待遇。

欢送会上，黄维代表293名战犯宣读了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感谢信，这位以“书呆子气”闻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被认为是“抗拒改造”的典型，却也在这次特赦中被释放。正因为如此，他主动提出代表全部战犯表达对毛主席的感激和感谢之情！

宴会上，很多人喝得酩酊大醉，醉得一塌糊涂，甚至走不了路，这些年过半百的人，大半辈子都没有这样开怀畅饮过，他们依依惜别，就像亲人一样，就连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都产生了一丝不舍的情绪，二十多年的朝夕相处，他们亲见这些人改头换面，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已经从人民的敌人变成了人民中的一员。

第二天，管理所按照100元的标准，为所有战犯发放了生活用品，从卫生纸到粮票，一应俱全，足以保障他们一段时间内的正常生活。

当重获自由的战犯走出管理所，仰望外面的天空，呼吸外面的空气时，每个人都由衷发出了同一个声音：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获得了新生！

余音

按照我党的政策，这些战犯有选择去向的自由——可以回原籍，可以去香港；想去台湾的，可以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台湾以后愿意回来的，照样欢迎。

1975年最后一批被特赦的293名战犯中，绝大多数选择了留在大陆，因为他们深切地明白这里是他们的根，是他们的血脉所在，只有10人申请去台湾与家人团聚。

他们的申请很快获批，但当时两岸尚未通航，只能通过香港转去台湾，有关部门坚决落实党中央政策，帮助10人办理赴港手续，还发给足够的费用，指定位于香港的中国旅行社负责照料他们的生活，协助他们飞往台湾。

出人意料的是，国民党方面却冷冰冰地拒绝了，拒不接纳。

两相对比，高下立判。

事实上，从1959年到1975年特赦的全部战犯中，绝大多数人选择了留在大陆，他们几乎全部被安排了工作，有的被分配在各级政协和政府部门，从事参政议政工作；有的被分配在工业、经济和农林部门，发挥专业技术特长，其中有一百多人在工作中受到各种奖励，被授予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贡献。

他们中的很多人，以通信、广播、撰写回忆录等方式，为促进两岸对话交流、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工作，而做这一切，都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由衷的。

时光荏苒，光阴如梭。即便是1975年最后一批被释放的战犯，如今绝大多数也都离开了人世。当他们在世时，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都发自内心地感谢党和国家对他们的改造，让他们真正改头换面，获得了新生，几乎所有被释放的战犯都发出了同一个声音：

没有中国共产党‘给出路’，就没有我们的今天！